杨再平/文
这篇标题及论点或不为“企业家完美论者”认同。“企业家完美论者”认为企业家都是正能量满满，若有负能量，尤其负能量爆表的“坏企业家”，就不是企业家。正如普通人都或多或少具有正能量与负能量，负能量爆表的“坏人”毕竟也是人一样，企业家当然也都或多或少具有正能量与负能量，负能量爆表的“坏企业家”当然也是企业家，所以也必须纳入企业家论衡的视野。
企业家有哪些负能量呢？要而论之，一是与社会公众利益不一致甚或相反；二是对雇佣劳工强势盘剥甚或欺凌；三是市场垄断行为；四是寻租贿赂行为。
与社会公众利益不一致甚或相反
这可是被称为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开山鼻祖的亚当斯密的著名论断：“靠利润为生的人……他们这一切规划和设计，都是以利润为目标。利润率不象地祖和工资那样，随社会繁荣而上升，随社会衰退而下降。反之，它在富国自然低，在贫国自然高，而在迅速趋于没落的国家最高。因此，这一阶级的利益与一般社会利益的关系，就和其他两阶级不同。……因为他们通常为自己特殊事业的利益打算，而不为社会一股利益打算，所以，他们的判断，即使在最为公平（不总是如此）的场合，也是取决于关于前者的考虑，而很少取决于关于后者的考虑。他们比乡绅高明，与其说是由于他们更理解公众利益，倒不如说是由于他们更理解自身的特殊利益。由于这种比较优越的理解，他们往往利用乡绅的宽宏施行欺骗手段，使他老老实实地相信，他自身的利益不是公众利益，唯有他们的利益才是公众利益，并使他仅仅凭了这单纯而诚笃的信念，舍弃自己的利益和公众的利益，去迁就他们。其实，不论在哪一种商业或制造业上，商人的利益在若干方面往往和公众利益不同，有时甚或相反。扩张市场，缩小竞争，无疑是一般商人的利益。可是前者虽然往往对于公众有利，后者却总是和公众利益相反。缩小竞争，只会使商人的利润提高到自然的程度以上，而其余市民却为了他们的利益而承受不合理的负担。因此，这一阶级所建议的任何新商业法规，都应当十分小心地加以考察。非小心翼翼地、抱着怀疑态度作了长期的仔细检查以后，决不应随便采用。因为他们这般人的利益，从来不是和公众利益完全一致。一般地说，他们的利益，在于欺骗公众，甚至在于压迫公众。事实上，公众亦常为他们所欺骗所压迫。”（见斯密《国富论》）
凡勃仑的《企业论》更是围绕“企业家利益与社会利益相背驰的情况”做了深刻阐述。他写道：“对于一个企业家来说，他的目的在于从工业系统的间隙调整或变动中获得优厚利润，至于他的动作对于整个系统发生的是直接促进还是妨碍的作用，这对他是无所容心的。……至于在这方面接触到他的交易时，他的行动对系统的影响从全体来看是有利还是有害，在他是漠不关心的。同他的利益（或亏损）有关的是发生变动的力量，而不是对于社会福利的关系。”“由于工业工作这样通过金钱交易进行支配的结果，使得那些事权掌握者的利益同社会利益分了开来。……这就是企业家利益与社会利益相背驰的情况明显到了极点。企业家除非别有其他战略上的企图，他们一般总是有意于促进系统中发生巨大而频繁的变动，因为他们的利益正是在局势变动中涌现的。”（见凡勃仑《企业论》）“对于大事业家来说，在企业使命下，除非他别有企图，由于他的买卖而引起的工业系统中的任何变动，对整个系统不论起的是推动还是阻碍作用，在他是无足轻重的。”（见凡勃仑《企业论》）“交易时有着战略意图的。企业家这时的目的是对某项工业设备——比如在战略上有着重要意义的某铁路或某钢铁厂——获得控制，一边以此为依据，从事于进一步的交易，再从那些交易中猎取所指望的利益。在这样的情况下，他所努力的目标就不是在于如何维持工业设备的恒久效力，而在于如何影响目前的市况，或别的大户的心理，或投资者一时的信心。”他还进一步指出：“工业上的合宜和适用不是决定因素。决定性因素是企业上的得失和企业方面的压力。”（见凡勃仑《企业论》）“对他来说，生产中最关重要的一点，不是产品的能适合人类需要，而是它的能够出售、能够转化为货币价值。生产为了可以出售，必须具有对某一目的的实用性。但这并不是说实用性最高的就可以使企业家获得以货币计算的最大的利润，也不是说出产必须在一切情况下具有非虚假性的适用性。一方面有这样的可能：某种商品在市场内上存量过剩，以致于不利于有关的企业家，但对消费者不一定直接有害。另一方面，也可能有某种事业，例如许多广告吹嘘得很厉害的企业，它的产品对它本身的意图来说也许有很大效用，但对社会来说也许它的效用是十分可疑的。有许多闻名的、生意兴隆的企业，通过广告宣传出售它们的专卖药或其他专利产品的情况，都可以举为这方面的例证。”（见凡勃仑《企业论》）
19世纪法国思想家傅立叶曾对早期资本主义进行过这样的描述：医生希望病人多，卖棺材的希望多死人，粮食投机者希望发生灾荒，律师希望家家打官司，建筑师希望每天失火，玻璃商希望下冰雹打碎所有的玻璃。从这里我们也可悟出作为商人的企业家与社会公众利益不一致甚或相反的客观存在。
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中列举过垄断资本家人为阻碍技术进步的例证：美国有个姓欧文斯的发明了一种能引起制瓶业革命的制瓶机，德国制瓶工厂主的卡特尔收买了欧文斯的发明专利权，可是却把这个发明束之高阁，阻碍它的应用（见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这其实也可作为企业家与社会公众利益不一致甚或相反的经典案例。
福利经济学有一个外部经济与不经济的概念，就企业而言，前者是其生产经营活动所引起的其无法通过市场交易索取的收益，经典案例如果园旁边的蜜蜂养殖场，蜜蜂在果园里四处飞舞采集花蜜，不仅使养殖者得到收益，而且也为果树传播了花粉，从而提高了果园的产量；后者系指由于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所引起的其无法补偿的成本，比如化工厂向外排放污水，污染了渔场，导致了渔场的经济损失。这又进一步引申出外溢效应的概念，其把社会成本大于企业成本的部分称为外溢成本，把社会收益大于企业收益的部分称为外溢收益。企业成本和收益是指从企业角度计算的成本和收益；社会成本和社会收益是指从社会角度计算的成本和收益。外溢成本与外溢收益合称外溢效应，后者减前者可谓净外溢收益，反之可谓净外溢成本。我们不妨用上述现代经济学术语来进一步概述企业家与社会公众利益不一致甚或相反的负能量，那就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家，只能顾及基于企业角度计算的成本与收益，而不可能顾及基于社会角度计算的成本与收益，从而不仅不可能与社会福利最大化目标保持一致，而且常常自觉不自觉或多或少为社会福利做减法。
就公司企业罔顾环境污染而造成严重的外部不经济或负外溢效应而言，国际国内骇人听闻的案例举不胜举。比如，作为电影《黑水》原型事件的美国最大化学品公司杜邦集团的严重污染事件,其在半个世纪里,随意倾倒生产“特氟龙”时产生的化工废物PFOA、PFOS,直接毒害了超过个家庭,并最终将污染扩散到了全世界。而根据该公司的内部文件,表明其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经发现了这种毒害。又比如，我国湖南省浏阳市镇头镇双桥村年通过招商引资引进长沙湘和化工厂，次年4月，该厂未经审批建设了一条炼铟生产线，并长期排放工业废物，在周边形成了大面积的镉污染危害，多地爆发儿童血铅超标事件。
对雇佣劳工强势盘剥甚或欺凌
说到这一点，人们自然想到马克思的《资本论》，因为《资本论》的使命就在于揭示资本家与工人阶级的矛盾及其运作方向。但其实，作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最早来源的亚当斯密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也毫不讳言企业家与劳工阶级利益的直接矛盾冲突。他在《国富论》里就这样写道：“劳动者的普通工资，到处都取决于劳资两方所订的契约。这两方的利害关系绝不一致。劳动者盼望多得，雇主盼望少给。劳动者都想为提高工资而结合，雇主却想为减低工资而联合。”（见斯密《国富论》）“但在一般的争议情况下，要预知劳资两方谁占有利地位，谁能迫使对方接受自己提出的条件，决非难事。雇主的人数较少，团结较易。加之，他们的结合为法律所公认，至少不受法律禁止。但劳动者的结合却为法律所禁止。有许多议会的法会取缔为提高劳动价格而结合的团体，但没有一个法令取缔为减低劳动价格而结合的组织。况且，在争议当中，雇主总比劳动者较能持久。地主、农业家、制造者或商人，纵使不雇用一个劳动者，亦往往能靠既经蓄得的资本维持一两年生活；失业劳动者，能支持一星期生活的已不多见，能支持一月的更少，能支持一年的简直没有。就长时期说，雇主需要劳动者的程度，也许和劳动者需要雇主的程度相同，但雇主的需要没有劳动者那样迫切。”（见斯密《国富论》）
再来看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劳资关系的形象描述：“一旦离开劳动力市场，我们剧中人的面貌已经起了某些变化。原来的货币所有者成了资本家，昂首前行；劳动力所有者成了他的工人，尾随于后。一个笑容满面，雄心勃勃；一个战战兢兢，畏缩不前，象在市场上出卖了自己的皮一样，只有一个前途——让人家来鞣。”（见马克思《资本论》）作为资本当事人或代理人的企业家的强势地位跃然纸上。
当然，马克思所分析鞭挞的资本家对待雇佣劳动者的强势盘剥，不是一般的强势盘剥，而是极端强势盘剥，那就是剥削与压迫。在马克思看来，资本家是资本的化身，他的灵魂就是资本的灵魂。资本家是吸血鬼，只要工人还有一块肉、一根筋、一滴血可供榨取，他就决不罢休。资本家为了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总是挖空心思用尽各种手段，加强对工人的剥削。
我们可以将以上马克思所分析鞭挞的资本家对待雇佣劳动者的剥削压迫，视为作为资本当事人与代理人的企业家对雇佣劳动者强势盘剥的一个极端。那样的极端毕竟在历史上存在过，在现实中也并未完全绝迹。正如法国学者托马斯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里所指出的：“现代经济增长与信息传播虽然规避了马克思理论演进结果的发生，但是并未改变资本深层结构与社会不平等的现实——至少不像‘二战’之后十年中一些乐观主义者所想象的那样尽如人意。当21世纪的依然重复着19世纪上演过的资本收益率超过产出与收入增长率的剧情时，资本主义不自觉地产生了不可控且不可持续的社会不平等，这从根本上破坏了以民主社会为基础的精英价值观。”（见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
企业家对雇佣劳工强势盘剥的另一极端就是欺凌。这在发达国家依然存在。比如，根据美国劳工组织的调研报告显示，每3名员工中就会有1人在工作中遭受欺凌。更可怕的是这些职场欺凌都很隐蔽，却正在成为企业工作效率低下，员工流动率过高的罪魁祸首。在美国，职场欺凌行为每年导致企业损失超过亿美元。另一项调查显示，在工作期间被欺凌的英国雇员多达百分之八十。英国近年赔偿额最高的欺凌诉讼，竟然都发生在首都伦敦的金融区。三年前，英国高等法院裁定美国坎特.菲茨杰拉德投资公司要向被老板连续辱骂多月的前经理斯蒂芬.霍库拉克赔偿近一百万镑。
类似的职场欺凌事件在我国也时有发生和报道。诸如，银行新员工因不喝领导敬的酒，被辱骂、扇耳光；女员工因业绩不达标，被罚吃“死神辣条”当场晕倒；女员工拒绝跳舞被辞退……。年6月，某招聘平台发布的《年白领生活状况调研报告》指出，职场霸凌在商业服务行业是第一重灾区，其次是金融业。年，一则“公司员工遭高管烟头烫脸”的事件持续发酵，由此引发了社会对于青年“职场欺凌”现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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