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展（澎湃新闻蒋立冬绘）
继《枢纽：三千年的中国》之后，外交学院世界政治研究中心主任施展在今年春节推出了他的新著《溢出：中国制造未来史》。在 的背景下，为什么制造业从中国向越南的转移，并不是从中国转走，而是中国供应链网络的一种外溢，施展给出了他的解释。
《溢出：中国制造未来史》，施展著，中信出版集团，年1月出版。
澎湃新闻：
您的新著《溢出：中国制造未来史》开篇以泰兴小提琴产业发展为例，分析了过去几十年中国的经济奇迹，在您看来，这一奇迹的秘密是什么？为什么您要强调中国制造业作为一个体系的力量？
施展：
我认为这个经济奇迹的秘密有两点。第一，它是依托于全球经济转型的一个过程，而后者的核心拉动力量是美国最新一轮的创新经济。由于这一轮创新经济的结构性特征，它有一个比过去都强劲的大规模外包的需求。而有能力承接外包的一方，必须同时满足两个要求：生产上既有效率，又有弹性。没效率接不了这活，而效率要求专业化，太专业化之后又会被锁死在特定的上游的任务上，只要上游一变——上游在创新，随时会变——没有弹性的话，你就死了。但是弹性和专业化，换言之，和效率是相悖的，所以中国就演化出了一种供应链网络体系，把弹性和效率放在不同的位阶上实现。单个民营中小企业极度专业化，每家都只生产特异化、专门化的产品零部件，因为专门化到极致，这些作为基础生产元素的零部件的通配性特别好，可以和其他厂家的产品形成配套关系，从而形成了一个大的供应链网络，整个网络极具弹性，网络内部的企业可以不断的动态重组。
中国能够成长为世界工厂的一个根本的原因，在于我们供应链网络的规模性。当供应链网络的规模超过了某个临界点之后，其中内蕴的效率和弹性都过了临界点，就带来一个质的变化：劳动力成本和土地成本在总成本当中占比大幅下降，供应链的管理效率才是核心的成本控制能力所在。因为中国的超大规模性，我们有很多产业，即便技术含量很低，即便劳动力和土地成本比其他后发国家高得多，但仍然有巨大的优势。可以说，没有哪个国家有如此大的规模，可以承接中国的整个制造业生态。
除了物质环境，我认为中国经济的高速成长还有一个内部的、非物质性的人的发展动力。我在《溢出》里面提到了两拨overqualified（资质过高）的人群，六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末的特殊历史原因，导致出现了两拨受过良好教育，却只能从事相对他们教育水平而言，级别过low的工作的人群。他们心里憋着股气，在给定的环境之下，一旦有一点突破口，就能够迸发出巨大的力量。在这些人之外，还有个更庞大的人群，就是长期处在城乡剪刀差经济下，人工成本极为低廉的庞大的农民工群体，我们的调研也显示出，这些渴望翻身、出人头地的农民工，恰恰是制造业起飞阶段里最有能动性、拼搏性的人群。这两个人群加在一块，形成了中国巨大的发展潜力。其他社会没有类似的政治原因，即便有overqualified人群，也没有中国如此大的规模，并且也没有那么庞大的城乡剪刀差经济所积累下的低工资农民工。所以这就不再是一般意义上——即人口规模、劳动力工资、年龄结构意义上的人口红利了，而是涉及某种非物化的人的精神层面的指标。这种种动力机制是别的国家无法复制的。
一系列因素整合在一块，最终带来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但是，脱离开西方的最新一轮创新经济的新逻辑，脱离开中国那两段特殊的历史情境，这些高速发展都无法解释；另一方面，这也使得中国这三十年来的高速发展难以复制，即便是中国自己也难以复制。我们不能静态地，而是需要从时间和空间两个尺度上理解当下中国的经济奇迹。
澎湃新闻：
您能解释一下您所谓的全球经贸“双循环”结构吗？您认为在实体经济循环之上，还有美国主导的全球资本循环，这两层循环的关系是什么？
施展：
我在《枢纽》里提出了“双循环”结构。因为中国超大规模的供应链网络力量，世界各国的中低端制造业，但凡它对供应链有需求，以及对远距离物流成本不敏感的，多半都会往中国转移，从而造成了全球经贸结构的一个大的变化：西方聚焦创新产业和高端服务业，中国是中低端制造业，非洲为代表的不发达国家是原材料业，各自有比较优势，形成一个双循环结构。全球经贸循环必须得以中国为中介，完成全球经贸循环的完整运转，类似一个阿拉伯数字“8”字型。中国处在中间结点上，是枢纽的地位。当然这是从实体经济层面而言，中国的制造业是枢纽，它衔接的上游、下游都是某种环节上的实体经济，但所有的实体经济都必须得有一个资本过程才能运转起来。全球资本秩序是由美国所主导的，没人能竞争这个地位。所以实体经济这个层面是双循环，但是一旦考虑资本秩序的话，它就是一个双层循环。实体经济里面中国是枢纽，双层循环里边美国是核心。
澎湃新闻：
您如何看待“双循环”结构在当下面临的挑战，比如政治民粹主义？您觉得“双循环”结构还可以为继吗？
施展：
当世界上相当部分的中低端制造业都往中国转移之后，给中国带来了新的力量。也就是说，即便你是在干体力活，但全世界体力活大部分都在你家，你也会获得一个特殊的谈判地位。当一个国家制造业规模太大，会对全球的经济秩序，以及一些国家内部的社会秩序造成影响，造成某种失衡。今天全球的各种贸易冲突，以及很多国家的民粹化转型，某种程度上都和这个背景有关。这是一个高度互动的结果，其中原因之一是中国的超大规模性。可以说，中国、美国，以及在一定程度上的俄国，确实跟其他国家不一样。对于一般国家，国际环境是给定的，而对于超大规模国家，国际环境尽管不是它自己设计的，也是由它在和其他超大规模国家互动的过程中生成的，是因为它的活动而不断演化出来的。因此，我们不能用判断一般国家的理论和标准，来判断超大规模国家，必须分层次地处理。
在我看来，民粹主义影响不了“双循环”，相反，它是“双循环”的一个结果。因为“双循环”引发了很多国家内部的社会问题，如果不能通过经贸谈判，使得贸易红利往这些国家回流，就会出现政治症状。民粹主义是“双循环”这个经济事物引发的政治表现。那民粹主义和它引发的 是否会对“双循环”构成冲击呢？我在书里把“双循环”区分为“双循环A”和“双循环B”，前者是因为市场过程而自然形成的，是由中国的规模、效率等所引发的双循环，后者是由于中国的国家政策——诸如各种补贴等——而在国际上带来的不对称竞争优势从而形成的，它会降低综合成本，吸引各种转移，但同时也会带来某种程度上国民福利的损失，因为这种补贴肯定会带来资本的低效率使用。“双循环A”是内在于中国和世界的经济逻辑当中的，靠 这种政治手段是改变不了的，但 或许会对“双循环B”有影响。从长远来看，这种影响未必不是正面的。
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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